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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首耕

  根据家谱上的记载,或者更准确些,根据家谱上的说法,罗小满家,罗小满的娘家,原本应该是山西人……

“莫道石人一只眼,挑动黄河天下反”,元朝末年,天灾人祸促使下,“驱逐鞑虏”煽动下,刚太平几天的中华大地,再一次陷入动荡和纷争。而河山省,成为当时反元起义的主战场之一,十余年间,大打三六九,小打天天有,各路豪强你方唱罢我登场,田园荒芜,民生凋敝,十室九空,哀鸿遍野。

“反元起义”,严格讲,这个定义只有一半是准确的。“起义”没错,或者说,“起”没错,揭竿而起的“起”,至于算不算“义”,就不好说了,反正历史,至少中国历史,从来都是胜利者书写的。而“反元”,则基本上纯属瞎掰,也就刚开始时还能沾上点边儿,之后大部分时间,一直是“起义军”内部打来打去。蒙元统治者,确切些,还没来得及汉化的蒙元统治者,早跑回大草原上,接茬儿牛肉干就酸奶了。

史料记载,连年征战的河山省,人口锐减,至洪武初年,总户籍只有元朝鼎盛时期五分之一左右。为充实人口,尽快恢复国力,明中央政府决定,从当时受战争损失较小的山西,大批征调移民,“四家之口留一,六家之口留二,八家之口留三”,输往各地……

“问我祖先何处来,山西洪洞大槐树,祖先故居叫什么,大槐树下老鹳窝”。罗小满家就是这样,原籍潞安,也就是今天的长治,洪武年间迁来河山,安置在受战乱之苦尤甚的中州市(府)平泽县。半是诱骗,放出话说只有“广济寺大槐树”附近人家可以不移民,中国人有信谣传谣传统,十里八乡全举家往“大槐树下老鹳窝”躲,到了那儿就都被弄起来了。半是强迫,汉语中将上厕所隐晦说成“解手”,据信就来源于此,移民过程中,男女老幼反绑双手,由官兵押送,需要方便时,只能央告“劳您驾,把手解开一下”,久之就简化成了“解手”。

刚从山西迁来河山时,大家都一样,跑马圈地,反正四处荒无人烟,地有的是。骑上马跑一圈,马蹄印为界,以内的地都是你的,罗家人聚居的龙山乡,大罗屯、小罗屯,都是这么“圈”来的。

白驹过隙,中国人最擅长的多子多福,开始发挥效力,明朝中后期,平泽县人口已接近百万,曾经空旷辽阔的原野,开始挤满村舍,似乎永远也享用不尽的资源,也变得不够分赃了。于是乎,贫富差距慢慢出现,并不断加剧,一个村落中,原本都是一家人,渐渐分出三六九等,而罗小满所在这一支,正是其中的佼佼者,用今天的话说,人生赢家。

康乾时期,罗小满家的家世达到极盛。与那些“忠厚传家久,诗书继世长”的书香门第不同,罗家人走的,不是学而优则仕,对“学”,他们不感冒,对“仕”,人家也没什么兴趣。就是一门心思,攒钱,然后买地,再攒钱,再买地,按照《一九四二》里“老东家”的说法,“知道咋从一个穷人变成财主”。莫说大罗屯、小罗屯,就是整个龙山乡,放眼望去,除了“纵饶夺得林胡塞,碛地桑麻种不生”外,大凡能长庄稼的地,差不多有一半是他们家的,人送外号“罗半乡”……

出北京正阳门向南,与天坛相对,有一座名为先农坛的古建筑群,“坛于田,以祀先农”,与风伯、雨师、灵星、社、稷并列六神(不是花露水)之一。每年开春,一般惊蛰这一天,“为乘阳气行时令,不是宸游玩物华”,皇帝率百官来到先农坛,举行祭祀农神,也就是炎帝的活动,祈祷新一年中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,进而国泰民安(这是关键,至少对他是关键)。

“升阶伛偻荐脯酒,欲以菲薄明其衷”之外,祭祀先农坛时,还有一项重要内容,皇帝本人,要亲自下田耕种一番,当然只是象征性的。一般来讲,行此礼之前,先要在中南海内一处田间(据传是当年顺治、康熙试验水稻用的)排练一下。觉得差不多了,正式拍那天,先农坛观耕台下,左手扶犁,右手持鞭,前面两个人拉着牛,在其实早就事先翻软的地里来回走几趟,明朝四趟,清朝三趟。这块田叫演耕田,也叫亲耕田,不大不小,一亩零三分,“一亩三分地”的俗语就是由此而来……

根据罗家家谱上的记载,是记载,不是说法,章学诚评《三国演义》“七分实,三分虚”,这回属于“七分实”范畴。类似帝王家“演耕”,罗家有所谓“首耕”的规矩,据传是罗小满八世祖,也有说七世或者九世,反正是“孝景帝玄孙,中山靖王胜传贞、贞传昂、昂传禄、禄传恋、恋传英、英传建、建传哀、哀传宪、宪传舒、舒传谊、谊传必、必传达、达传不疑、不疑传惠、惠传雄、雄传弘、弘传备”,不才刚好是你叔,两百多年以前定下的。

一年之计在于春,“二月二,龙抬头,大囤满,小囤流”那天。一大早,历任罗家族长,如果年纪大了或者身体不好,也可让长子长孙代表,到河边挑上第一担水,用以“引龙”。取灶灰和谷粒,在庭院里“画仓子”,祈求“稻米流脂粟米白,公私仓廪俱丰实”,再将准备好的龙鳞饼、龙须面分与众人,象征乐善好施、积德积福。

接下来,就该到实践“首耕”的时候了,附近几个村子,凡是罗家的地,类似今天洋快餐运作模式,不管“直营”,自己请雇农耕种,还是“特许经营”,租给佃户耕种,开年第一犁,一定要由族长来下。和很多政策法规一样,制订这条家规的初衷其实没什么错,无非是想让子孙勿忘“粒粒皆辛苦”,或者拔高些,不要脱离人民群众。但随着罗家土地越来越多,多到除管家和账房之外,没人清楚究竟有多少,“首耕”也渐渐变成一种纯粹的形式,皇帝老儿尚且要扶犁在演耕田里走上三四圈,罗家则完全是过场,懒驴上磨,稍微意思一下就完了……

这倒也没什么,干部干部,先干一步,借用总书记的话,“干部干部,干是当头的”。虽然只是个形式,喊破嗓子,不如甩开膀子,让美国顾问团看看,咱也不是四体不勤、五谷不分。问题的关键在于,罗家所谓“首耕”,还有另一重,甚至是更重要的一重含义:

按照“老祖宗定下的规矩”,也不是哪个缺德损八辈的老祖宗,更进一步,谁给这位老祖宗的权力定这种规矩,大概又是“历史和人民”。大罗屯、小罗屯方圆,没出五服近支亲族除外(还知道不能窝里吃窝里拉),有一家算一家,凡有嫁娶之事,至少在理论上,新娘子的第一夜,必须要和罗家族长,或者他指定的人(一般是儿孙)过。

不同时代,不同国家,婚姻合法性的确认方式大有不同,minguo登报声明,现在大红证书,很多西方国家教堂公示备案,而传统社会,则是进祠堂、入族谱。想当年,左近几个村子,无论哪一姓、哪一房,祠堂、族谱都掌握在罗家族长手中。换言之,不让他“首耕”,那对不起,工商总局商标注册专用纸没了,进不了祠堂、入不了族谱,属于“野合”性质,生的孩子也是野孩子,死了也不放过你,孤魂野鬼,不能进祖坟。

当然,具体操作过程中,罗家的“首耕”,直白点儿,初夜权,并不一定真要行使,或者说,并不一定每次都真要行使。毕竟,大部分庄户人家的“敢将十指夸针巧,不把双眉斗画长”,白送给人家,人家还未必能看得上呢,但权力本身,是“自古以来”客观存在的,无可争辩。正因如此,这件事,一直都是悬在村民心头的一根刺,只是摄于罗家威势,敢怒不敢言而已……

“斗地主”、“打土豪”,提起这些词汇,人们首先想到,一般都是建国初期的土改运动,或者早些,对于老区来说,土地革命战争。可事实上,追本溯源,这一手儿并非红色政权首创,早在“大革命”,也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,民族、民权、民生,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,国民政府也干过。

平泽县就是这样,1928年初,北伐军攻占河山省全境,改组各市县政府,乡村一级则成立了农会。盼星星盼月亮,大罗屯、小罗屯左近百姓,终于盼到翻身的一天,开仓焚契、分田分房之余,惩治恶霸提上议事日程。甭问,首当其冲自然是罗家,那时候,罗小满的高曾祖还健在,年事已高,由他的曾祖当家。管你多大岁数,“幼而不孙弟,长而无述焉,老而不死,是为贼”,父子俩,外带各自的兄弟子侄,二三十口子一起弄到打谷场上,几个村子男女老幼轮番“首耕”,没到天黑就都一命呜呼了。

众人还不解气,隐忍了这么多年,用那位“鹰派”的话说,“民X派若得势,共X党人骨灰都难留”。抄家翻出族谱,一级一级捋,从“正派玄孙”,到远支亲族,只要和罗家,或者说罗家这一房有瓜葛的,一个不留,宁要社会主义草,不要资本主义苗。

虽然当时的形势很乱,县里乡里无暇自顾,只能任由暴民折腾,但“雅各宾派暴政”,并没能持续多久。原因很简单,查来查去,查去查来,大家很快发现,无论大罗屯、小罗屯,还是附近几个村庄,往上牵连几代、十几代,从最富的地主豪强,到最穷的贫佃雇农,其实都血浓于水,再杀,就该杀到自己头上来了。推而广之,谁是亲人,谁又是仇人,谁是中国人,谁又是外国人,说到底都是一家人,害“自己人”害得最深最狠的,能且只能是“自己人”……

“为官的,家业凋零;富贵的,金银散尽;有恩的,死里逃生;无情的,分明报应。”也只有到了这种时候,往日积攒下的那点儿“小惠未遍,民弗从也;小信未孚,神弗福也”,才显出它的价值。

罗家有个长工,人称“路三儿”,从身份讲是长工,整天跟在主人左右,倒比管家混得还有脸。早年间,罗小满高曾祖曾经帮过他,路三儿是个讲究涌泉相报的人,罗家大厦呼喇喇时,跟赵氏孤儿故事里那个义士程婴类似,撇下自己的孩子不管,当然,他的孩子也没什么危险,冒死将还不大懂事的小少爷,也就是罗小满的爷爷,偷了出来。

路三儿不是平泽当地人,原籍四海市东极县,也不姓路,而应该姓宋,和阿庆嫂一样,家里本是在路口开茶棚的,行三倒是没错儿。从小,混不吝的“路三儿”就是争勇斗狠之徒,四处与人茬架,动手前,照例来将通名,某的刀下不斩无名之鬼,报一声“我路口儿茶棚老三”,或者“我路口儿老三”。对方还没听清楚,就已经拎着家伙上了,久之,“路口儿老三”变成了“路三儿”,就连身边的熟人,也都以为他真的姓路了。终于有一天,路三儿惹上人命官司,畏罪跑到平泽县,刚好遇到罗小满的高曾祖,见其“须如猬毛磔”、“由来轻七尺”,倒是个看家护院的好角色,便收留了下来。

东极县,也就是今天的四海市半岛区。原本是座海岛,或者说是一组海岛,唐末、宋末、明末,都曾有效忠旧政权的余部退守于此,意图东山再起,“四镇多二心,两岛屯师,敢向东南争半壁;诸王无寸土,一隅抗志,方知海外有孤忠”。当然,东山再起的事儿后来都没成,随着河流冲积,海岛也慢慢和陆地连成一片,今后若再有人想“中土万里,尽被腥秽,一隅海东,独保干净”,怕是也没地方去了。

带着罗小满的爷爷,那时还只是个孩子,路三儿跑回东极。“屈贾谊于长沙,非无圣主,窜梁鸿于海曲,岂乏明时”,跟当初李白被流放中亚的先祖一样,没敢直接回“路口儿”,找了个偏远渔村,凑合安顿下来。那时候的中国,无论城乡,做工还是种田,都要有户籍,唯独渔民,只需纳税即可,不上户口也没人管。其实路三儿也是多此一举,罗家虽然犯了众怒被“首耕”,但终究不是什么钦犯,用不着这么惊弓之鸟。

“留余庆,留余庆,忽遇恩人;幸娘亲,幸娘亲,积得阴功;劝人生,济困扶穷,休似俺那爱银钱、忘骨肉的狠舅奸兄;正是乘除加减,上有苍穹”。从此,罗小满的爷爷,便跟着路三儿,在海边靠打渔讨生活。历代日本天皇,娶的都是藤原家的女儿,辽朝皇后,一水儿全姓萧。从平泽逃到东极后,罗小满的奶奶,是路三儿的闺女,罗小满的妈妈,是路三儿儿子的闺女,罗小满表哥,以及堂弟娶的,则分别是路三儿闺女的儿子的闺女,和路三儿闺女的闺女的闺女……

实事求是地讲,作为一个渔民,无论罗小满的爷爷、爸爸、叔叔、姑姑,还是兄弟姊妹,只要是这一根秧上的,都不算太合格。倒不为别的,主要是晕船,三代赶海,这个毛病始终固执地遗传着,全靠药盯着,遇到风急浪大,仍旧黄的绿的一股脑儿倒腾出来,没少被人笑话。

可尽管如此,她家的日子,至少附近几个渔村,始终是过得最好的。祖上世代和土地打交道,连大海长什么样都没见过,可罗家子孙很快发现,至少在中国,打渔和种地,并无本质区别。解放前,罗小满爷爷不到二十岁,就成为村里最年轻的船东,“十指不沾泥,鳞鳞居大厦”,?着吹海风、晒日头的雇工像鸬鹚一样将鱼吐出来。公私合营后,罗小满父亲做过大队政委(船队半军事化管理),改革开放,又是最先搞承包、最先搞个体、最先搞私营渔业公司的。

还是罗小满堂弟,也就是娶了路三儿闺女的闺女的闺女那位,总结得好:“中国没有渔民,只有打渔的农民”,后来又加了一句:“中国没有海军,只有出海的陆军”……

4.首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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